簿记员
“好大的雾啊!……”一脚踏入街道的时候,男人感叹着。很快地,他竖起了衣领,用长围巾严丝合缝地挡住了嘴部,低下头,手插在兜里吹着口哨快步走向办公室。
确实,好一场雾。街上什么也看不见了,城市中心的大街一片雪白。屋顶撕扯着雾,墙壁吸收了雾,当人们打开门的时候它迷失在人家里,弄得楼梯湿滑,扶手发潮。车辆的行动和来往的行人,这些早晨的过客,匆忙而稀稀落落地切开了雾、带走了雾,使它四散开来。它附着在窄小而单薄的衣服上,附在商店防水的标签上,附在松松垮垮的盖布上,附在大箱大箱的漆布上。但在更为荒凉的河滨道上,沉重的、不透明的烟雾停滞在桥上、堤上、河面上。在这雾中,太阳从圣母院的后面升起来了,如被毛玻璃罩住的微微发亮的夜灯一般。
不在意风也不在意雾,男人沿着河滨道——永远是河滨道——走向他的办公室。他可以选别的路,但这条河仿佛对他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一路沿着护墙、抚着被闲逛的人们的肘部所磨得光滑的石头扶手前进是他的乐趣。在这时,且在这种天气下,很少有闲逛的人。但是,远处总有靠在矮墙上休息的洗衣女工,或几个正支在墙边、探身往水里看的无聊的小淘气鬼。每次男人回头,好奇的目光和水面都随着他,就像一种内在的思考将他和这些河边的人混了起来一样。
今天它并不快乐,这条河。攀上波浪的雾似乎让它变沉了。河畔阴沉沉的屋顶和所有冒着烟的、高低不一的烟囱倾斜交错着倒映在水中,让我觉得这是塞纳河尽头某个阴森的工厂,把它的烟全都以雾的形式送到巴黎来了。而我们的男主人公,他并没有觉得这是件如此悲伤的事。潮湿渗入每个角落,他的衣服没有一处是干的,但他仍然照样吹着口哨向前走着,嘴角带着一丝幸福的微笑。塞纳河上的雾已经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且他知道那里,在他的前方,他将找到一个用好皮子衬里的暖脚筒,一个等着他的呼呼作响的火炉,还有热烘烘的小炉盘,每天他都在上面热早饭。这就是那些只有被低估的、全部生活只在一个墙角里的穷人才知道的雇员的幸福和监狱中的愉悦。
“一定不能忘了买苹果。”他不时自言自语着;这样他吹着口哨,加快了脚步。你肯定没见过谁去上工是这么兴高采烈的。
河滨道——一直是河滨道——然后是桥。现在到了圣母院的后面。在这个岛屿的角上,雾从未有过的厚重。它从三个方向同时涌来,淹到了高塔的中间,堆到桥的拐角上,就像要藏住某件东西似的。男人停了下来:是这儿了。
我们模糊地分辨出不祥的阴影,人们蹲在人行道上,仿佛等待着什么,就像在救济院或公园的栅栏外;露天货架规规矩矩地摆开饼干、橙子和苹果。哦!这些苹果在水汽中如此新鲜,如此红润……他装满了他的口袋,对着踩着脚炉仍冷得发抖的小贩微笑,穿过停着套好的大车的小路。
“有我们要做的事情吗?”经过时他问。车夫全然流水化地回答:
“是的,还是那样的事。”
于是他很快地走进他的办公室。
那里已经很热了,人们可以舒适地待着。呼呼作响的火炉在一个角上,暖脚筒在它该在的地方。他的小扶手椅一如每天在窗边等着他。雾在窗上形成帘幕,投入单一而柔和的光,而那些绿色封背的本子正确地排齐在它们的格子里。一个真正公证员的工作室。
男人舒了口气。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地方了。
在开始工作之前,他打开了大橱柜,从中取出了一副套袖(他仔细地穿上)、一只红陶盘子、一些用来配咖啡的糖,然后他开始削苹果,并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四周。人们再也找不到一间办公室比它更干净,更清洁,更有秩序。唯一奇怪的,就是在哪儿都能听到的水声。它环绕着你,包裹着你,就如同在船上的房间一般。塞纳河从它下面咆哮而过,冲击着桥拱,将它带着浮沫的浪在这里——这个围绕着木板、桩基和沉船的岛屿之角上撕碎。在这栋建筑里,围绕着办公室的,是水被装进壶里和洗衣服的哗哗响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声音竟无法引人注意。它落在坚硬的地面上,又在大石板上弹了回去,大理石的石板让它显得更加冷了。
为什么他们要在这奇怪的建筑里不停洗濯?什么污点如此难以清除?
不一会儿,水声停了下来。在那儿、在更里面的房间,有水滴不停落下的声音,像是融雪,又像是大雨刚过。或许是大雾堆积在屋顶和墙上,融化在炉子的热气里而不断滴了下来吧。
男人没有关心。他全然关注着他那在红盘子里加热的苹果,它微微唱着,散发出一点儿焦糖的香气。而这轻微的滋滋的歌声使他无法听到水声,那不祥的水声。
“书记官,劳您的驾!……”一个嘶哑的声音在里面的房间响了起来。 他几乎是遗憾地看了他的苹果一眼。他要去哪儿?门大概开了一分钟。寒冷的空气涌了进来,它闻起来就像芦苇和沼泽。像悬在绳上晾干的野味那样,褪色的夹克、衬衫,还有一件印第安式的裙子都垂着袖子挂在那儿,滴答、滴答地落着水。
结束了。他回来了。他将全然湿透的小物件们放在了自己的桌上,然后畏寒地在炉上烘着他冰冷的手。
“这可真让人恼火,在这个时候……”他皱着眉头,“到底为什么有这些事?”
当他已经重新暖和过来,而他的甜点也开始在盘子边上冒起泡来,他在办公室的一角吃起早餐来。一边吃着,他一边打开了其中一本登记簿,心满意足地浏览着。在这本大簿子里一切都好好地维持着秩序:这些直线、这些蓝墨水写下的笺头,这些金粉产生的细微的反光,这些夹在每页之间的吸墨纸,一种细致,一种秩序……
一切看来都完美无缺。这位好人就像一位会计在年底对着一份好的账本那样心满意足。当他自得其乐地翻着他的登记簿的时候,旁边房间的屋门打开了,人们的脚步声在石板上回荡,他们用一种半低的声音讲话,像是在教堂里面:
“哦!她是多么年轻……多么可惜!……”
人们推挤着、呻吟着。
还有什么他能为这位年轻姑娘做的呢?安静地,他吃完了他的苹果,将他刚才带回来的那些东西拉到自己面前。一只满是沙子的顶针,一只装了一个苏的钱包,几把锈住的剪刀,锈得太过以至于再也无法用了—哦!再也不能!——一个纸页已经粘在一起的小本子,一封写在旧衣服上的信,模糊不清以至于只能辨认出几个词:“……孩子……没有钱……保姆……”
簿记员耸了耸肩,就像在说:
“我知道这些……”
然后他拿出他的羽毛笔,仔细地吹去落在登记簿上的面包屑,采取了最利于抄写的姿势将手放在上面,然后以他最漂亮的圆体字写下他刚从那湿透的小本子上辨认出的名字:
Félicie Rameau,抛光工,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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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小说里提到的巴黎圣母院后面的建筑,当时是巴黎的陈尸所(La Morgue de l’Ile de la Cité ),无名死者的尸体被留在那里供大家辨认。La Morgue 1864(一说1868)兴建,1914年拆除。
Par Alphonse Daudet, extrait des Contes du lundi [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