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想要从我们受苦经历中得出结论,我们会被导向致命的错误,不是把我们引向我们想得到的自由和正义的境地,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我们若是和自身的经验保持一定距离,我们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但死亡仍然如影随形,集中营中他们生命朝不保夕。他提到他孩提的恐惧:
知道你明天可能被杀掉,这会引起一种对生活的强烈渴望;知道正在与之谈话的某人明天会被杀掉,他正是你所喜欢的人,这会导致内在的恐惧。你会在你自己内部砌一道墙,你在其背后将自己自身的脆弱隐藏起来,你最深的感情,你与他人的联系,尤其是那些与你最亲密的人。这是忍受那种经常性的令人绝望和无可避免的分离的唯一途径。
但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建起了这种内在的墙,在其余的岁月中你将花大力气去推倒它,但问题是,你是否将它彻底摧垮?
如果权力变得如此绝对,它可以采取任何专断的行为,可以无中生有地指控任何人,将他逮捕,以想象的罪名去审问他和给他判刑,没收他的财产、工作,取消他的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公开侮辱他,使他蒙受耻辱。那么,恐惧也将变得如此绝对:为了将它维持下去实际上无须做任何事情。当权者只要偶或表明他们想做什么便能够随心所欲。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其中的有权者借以统治的手段不同于以往人类曾经知道的。他们可以控制和消灭个人和全体人民。当这些手段存在时,我们的世界将仍然是一个恐惧的世界。
恐惧导致权利之梦。
今天在吃晚饭前想到一件事情:我并不喜欢中国当代小说。因为我所看到的社会,和我读到的东西不同,这并不是说作家写得不好——远不是,而是一方面,这个国家过于广大的社会分歧所导致的差别产生了多样化的描述,这些描述有的过于遥远,有的虽然切近却微妙地分割开来。另一方面,我无法在我对现实的理解和文学提供的想象中找到一个稳固的平衡点。文学被归于和当下分别的东西——一种更广大,更遥远的东西,使得我们可以在遥远的文字(时间和地域)中找到意义。遥远的文学自身就已经蒙上了一层“陌生化”光环因此更能保留文学向的审美也更能被人接受。(不过,也有可能只是我单纯没有读到好的东西。)
这本书里还引用了一段我很喜欢的话,是关于写作的。在克里玛那里,写作是和自身的必死性对抗的一种形式。最后那篇关于卡夫卡的文章极好。文论总是让人想去读原文——并且在某个层面上提纯了原文的美,精炼了读者和文学相遇的方式。在卡夫卡写下“对德国宣战——下午游泳”的日记之时,个人的内在世界被上升到如此高度,并成为围绕他作品全部庞大隐喻的一个中心点。我很喜欢这种阐释。就像从波德莱尔那里,身体/精神的二重构造在等级关系中被颠倒了价值关系一般,我们现在也这样必然地远离了对于宏大叙事的看重。不仅是作家只能在历史中写作——读者的阅读也会凸显某种趣味趋向。同时在读歌德——比黑塞更遥远,就觉得极是生疏、不可亲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