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想起来很小的时候，男孩子们之间曾经流行过一阵打弹子枪，子弹是5mm左右的塑料珠子。最普通的子弹是红色的，但也有其他的颜色；于是女孩子之间流行的就是收集这种弹子。最珍贵的，便是透明的颜色——这种内部免不了有一两个气泡，但是谁要捡到这种弹子总是可以炫耀一会儿。我最喜欢的一颗弹子是透明的紫罗兰色，每次整理战利品的时候都感到异常珍贵。而失望的时候往往是在地上发现了弹子，捡起来之后才发现由于打在什么硬东西上，只剩下半个。

青春期的记忆于我是懵懂而遥远的。相反，幼时的记忆却意外清晰。居住的老小区居民楼中间有一块绿地，掺杂着种了各种绿植，记得的有珍珠梅、木槿、紫薇、金银花、海棠、柳树和榆树。在两丛茂密的珍珠梅中间被往来的行人踩出一条小径，每次穿越那条小路回家的时候都有种意外隐秘的激动。有一天不知何处的人将旧凉席扔在外面，被我和朋友捡来铺在金银花下——那灌木的枝子所围出来的空间对我们是足够地高了——然后在那上面过家家，被路过的阿姨以为是流浪儿。那棵木槿极矮，不知为什么长势不好，总是有蚜虫，偶尔才开一朵黯淡的紫色的花。只有一年，觅蚜虫而来的瓢虫爬满枝头，被附近的孩子用小瓶捉去，此后再没有来过。又有一年，从未有过的马陆横行，开始大家怕得不敢走路，后来胆子大了，敢于一脚踩在上面。再后来也未曾见过了。夏秋之际最喜欢捉蚱蜢：那种通体青色的，头是三角形的跳虫，从一厘米到半只手掌长的都有。不知为何我很擅长捉蚱蜢，自觉水平在一般之上，但这也可能是回忆带来的美化罢了。蛐蛐也有，需要翻石块来找，但危险是也会遇到怕人的潮虫。夏天夜市摊上会有卖蝈蝈的，卖一笼回来，喂黄瓜条给它，可以唱大半个秋天。若往绿地反方向走便是个小公园，公园里有个深不至一米的小池，池中有种小螺丝，也有许多人去捉。虽然总传言有孩子掉下去过，但又好像只不过是传言。园子不大，小山上种了马尾松，放了石凳，偶尔有情侣在上面谈恋爱，更多的时候只是我们的游戏场。现在想来也奇怪，不大的公园里，大人和孩子竟也泾渭分明：游戏的我们从来不会跑到跳交际舞的大人那边，反而是回家之后会听见喇叭里的音乐——然而那是什么歌呢？全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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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时候公园里白玫瑰会开：不是那种商店里卖的名为玫瑰实为月季的品种，而是真正香气蓊郁、花瓣完全绽开能见到内里红黄相间的花心的一种。在公园翻修的时候奶奶讨来一棵种在我家后院，将喝过的茶叶培在根下，到我们搬离之前都一直长得很好。后院的另一棵植物来得更奇怪，是小学三年级时候一个莫名其妙的实践项目：给你几颗洋槐种子，从牛奶盒似的培养盒里育苗再栽植。朋友们的洋槐苗后来都死了，我的那一棵移到后院，等到大学时再回去看竟发现已长到三层楼高；奶奶过世之后再回去看的时候，已经因为妨碍日照被伐去，此后我便再也没有去过幼年的住所。现在想起来，那洋槐种子似乎是从加拿大漂洋过海而来——竟似冥冥中有一种奇妙的预示在其中。又或者更久之前，在姥姥家的餐桌上，谁看见我用筷子的别扭姿势，说你拿筷子总拿得那么远，大约是以后要远嫁吧。

我将自己酿造进
廉价的愤怒
无处可遣的忧愁
流不出的泪

有名字的死去的人
没有名字的活着的人
呐喊和叹息的涟漪里浮起
日日习见的面孔
朝向正常的边缘

一瞥

不会有石头掉下来。


然后问，

您好。吃了吗？再见。

说着不准备更新这里，还是非常诚实地换了域名……大约是因为自己分享的小说莫名其妙地从网盘里失踪（完全没有了自己删除过的记忆），让人觉得还是稍微花一点钱将这里维持下去比较好吧。至少不用担心会出现审查。

过几天慢慢把新文搬过来……先把手头的考试忙完了。

还记得我追问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恐怖的政权，他有些恼羞成怒：“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

当海伦娜与她的姐姐罗津卡站在营地大门口瑟瑟发抖时，温施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她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因为等到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温施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他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遗忘并不是选项。从一开始，本书记载的事件如此重大，根本不可能被遗忘。冷战期间，共产党曾经千方百计压制文化记忆，结果却说明，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我们也不应该遗忘。这些事件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继续塑造着今天的世界，这些事件不仅对历史学家无比重要，而且对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正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造就了我们，不仅造就了民族，而且造就了个人。
那些想要利用仇恨和愤怒来谋取利益的人，总是企图以偏听偏信的方式歪曲历史。他们断章取义，他们推卸责任，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历史问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终止仇恨和暴力的循环，我们就必须抵制上述倾向。我们必须说明，彼此竞争的历史观点可以共存。我们必须说明，过去的暴行自有其历史背景，责任不能只由一方承担，而必须由各方共同承担。我们必须力求发现真相，尤其是在面对统计数字时更要小心谨慎，我们要把真相写入历史。但那毕竟是历史，不应该用来毒害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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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对20世纪有着正确理解的人，无论是在预言中——比如卡夫卡——还是作为同时代的观察者，都必须有能力想象一个没有先例的世界。他们必须设想，这一前所未有且表面上荒谬绝伦的境况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不是如其他每一个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荒诞不经的。能够这样来思考20世纪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人安慰自己说，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因为它毫无道理。它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对德国人来说是毫无道理的。既然他们想要赢得战争，那么纳粹显然可以利用犹太人，而非以巨大的代价来杀害他们。
将一种极其理性的道德和政治计算应用到人类行为当中，对成长于19世纪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20世纪则根本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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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垒战对19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段里大屠杀的种种行迹和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在城市空间里明显地使人们处在对立之中。在人们的想象中，在一部分人的想象中，它就是那种将某种自由和友爱的空间确定下来的边界，它创建了某种高尚的场所，而这种高尚的场所常常又会变成牺牲的地点。由种种对未来的诺言充斥于其中的街垒乃是一种短暂的建筑物，它很快便变成了一座坟墓，成为了一种时间之外的空间，似乎在这里举行过某种殡葬仪式；尔后它就成为那种会把烈士生平镌刻于骑上的想象性的墓碑，成为那种把史诗版的回忆保存下来的纪念性建筑物。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他们），街垒则象征着酒神节和纵情狂欢，它把野蛮行径集中在一起；它激起了人们自我毁灭的欲望。至于说到没有任何一个举丧的场所比这里更能使人看清这种紧张的气氛，那是因为这种紧张的气氛是在人们对可以预见但其不可避免性尚未显现之前的集体死亡的那种悲惨和惶恐的感受，和对这种真实情景的遗忘，或者若是愿意的话，和由那种受到诅咒的暴力以及那些已被英雄化的声誉而引起的日后偏重于对此事的想象之间所形成的。 

最近陷入了一种奇妙的轻飘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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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无事可做，相反，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想要看的书，补的剧，需要写的稿子，都很多。但是写字的力气却像是被封印了起来一样毫无进展，虽然想好的大纲有好几个，但是在Word里面化为实体的速度却慢得要命。面对写作就好像刚刚度过热恋期反而产生了些许厌倦的恋人，暂时没有办法重燃爱火，甚至升起了“不若到此为止”的决绝的心。偏偏又知道心里是眷恋的，撒不开手去，所谓分手的话都是一时气言，早晚还要乖乖投回怀抱里写啊写。这两个相反的认知较起劲来，人反而停留在原处，一步不动地。
这夏日的假期最后的拖延啊。

然而天已经渐渐冷下去了，岑树原本碧绿的树冠从一点开始慢慢被上了金黄的树叶，早起出门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切骨的寒意，温度大约只有不到10度了。Herr, es ist Zeit！在Labor Day的小长假所有人都急着抓住最后的尾巴出门旅行——再不去的话夏天又要过去，冬日紧紧地蹑在后面：要来了，要来了。

散步的时候总能看见黑色的松鼠，伶俐地窜上树枝去。野兔并不很怕人，走得近了，支棱起身子跑到街道对面的草坪上，但是看见许多次也猜不出兔子洞在哪里，显然没办法像爱丽丝一样梦游仙境。鹿仍是没有见过。前日晚上和F先生一起出门看极光，因为躲避地光的缘故开车出去许久，结果只欣赏了星光，还因为路上飘荡的雾气不安起来而急急返回了。反而到家之后看见北面天空升起萤绿的光，便在居民区的小道里一路迎着它走去，看足一刻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