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之物

事件的结局，我们本能地都已经知道。

事情过去太久，是非曲折似乎难以再用法理简单切割，虚伪的亲情延续时间长了也可以成为亲情，绑架得太久仿佛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情结，更何况在可以周旋的范畴之内不见退路。旁观者的善意和愤怒不能构筑一道足以跨越二十年的善意之桥，因此最后也只能有一张纸条。那些乡愿和乡贤们，在遥远的围观尺度下只是不具体的名词因而可以被轻易地树立为谴责的榜样，实际上对他们的追责困难犹如追责二战中的德国民众：他们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只是，有一天犹太人离开了。

最后我们只是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细节从同理心中产生出来，然后是愤怒、厌恶，或者争辩。事实上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一个受害者的妥协所能简单化解的问题——即使受害者可以选择谅解，真正的加害者（时过境迁？人数过多？）却未被审判。可能的正义已经在法律的追诉时限之中消弭，余下的只有暧昧不明的舆论（被控制的），和一个遥远的女人长期寂静无声的生活。余下的所有言说，都注定将时过境迁，注定成为遥远的、不体谅的、无序的乌合之众的混沌之声。言说，虚掷的言说，这唯一可能产生的东西，甚至不可能像《呐喊》的序言中那样，存有要不要叫醒铁屋子中的人的疑虑：那时候启蒙主义还被模糊地相信着。而现在我们则面对着庞大的卡夫卡的城堡：无法接近，无法到达，无法拆解。是的，不应该再给受害者的生活带来负担，不能破坏岌岌可危的、被监视的平衡，尽量不要打扰她最后的一点安乐之地——看，一切已经好转，二十年前的事情已是陈年旧事，伤口已经愈合，和平已经建立，彩虹已经重新出现在地上。

然而还有许多贫穷和愚昧的村子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没有一个粉饰太平的机会，而我们也不知道那残忍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在贫穷里人是可以像货物一样买卖的，在愚昧面前法律可能是无力的。而恐惧是切实的：这样的命运几乎像疾病一样不拣选对象。

这一切可以归罪于贫穷和如影随形的愚昧。可以说我们对这一切只做出了有限但远远不够的努力。但并不能够将一个受害者的善意，将一起遥远的未被审判也不会被审判却切实发生过的罪行，歌颂为好的和伟大的生活。

所以至少说这几句话吧。即使并不能给新闻中的那个人的生活再带去什么。即使都是无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