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屏蔽的。

《奥斯维辛：一部历史》

还记得我追问一名当年十分忠诚的纳粹党党员，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个恐怖的政权，他有些恼羞成怒：“当今世界的一个问题，是从来没有经受过考验的人到处去对那些经受考验的人品头论足！”

当海伦娜与她的姐姐罗津卡站在营地大门口瑟瑟发抖时，温施拿来“两双暖和的靴子，是那种有毛皮衬里的靴子。其他所有人，那些可怜的人，全都穿着用报纸做内衬的木底鞋。他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拿鞋子）。”温施对她说，他就要被派去前线了，但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她可以照顾海伦娜和她的姐姐，因为等到战争结束她们就该“无处可去”。他把一张写着母亲住址的小纸片塞进海伦娜手里。然而，等温施离开后，海伦娜记起父亲曾对自己说过的话：“别忘了你是谁。”父亲对他强调，她必须永远记得：“我是个犹太人，我要永远忠于犹太人的身份。”于是，她扔掉了写有温施母亲住址的纸片。

人类从内心深处需要这个世界有公道存在，需要无辜的人最终得到补偿，有罪的人最终受到惩罚。但奥斯维辛的历史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慰藉。而这段历史最亏欠的，就是比克瑙那些得不到救赎也无法安息的冤魂。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墓地，比克瑙的土地在战后被寻觅贵重物品的当地居民一遍遍翻动。这个墓地以及附近的维斯瓦河就是一百多万人的最终归宿——许多犯人的骨灰倾倒在这条河里。这一百多万人的证词我们已永远无从聆听。

《野蛮大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

遗忘并不是选项。从一开始，本书记载的事件如此重大，根本不可能被遗忘。冷战期间，共产党曾经千方百计压制文化记忆，结果却说明，试图忘记过去只会引起愤恨，最终引起对事实的危险歪曲。歪曲事实比事实本身要危险得多。我们也不应该遗忘。这些事件构成了我们周围的世界，而且继续塑造着今天的世界，这些事件不仅对历史学家无比重要，而且对所有人都同等重要。正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造就了我们，不仅造就了民族，而且造就了个人。
那些想要利用仇恨和愤怒来谋取利益的人，总是企图以偏听偏信的方式歪曲历史。他们断章取义，他们推卸责任，他们企图让我们相信，历史问题就是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想要终止仇恨和暴力的循环，我们就必须抵制上述倾向。我们必须说明，彼此竞争的历史观点可以共存。我们必须说明，过去的暴行自有其历史背景，责任不能只由一方承担，而必须由各方共同承担。我们必须力求发现真相，尤其是在面对统计数字时更要小心谨慎，我们要把真相写入历史。但那毕竟是历史，不应该用来毒害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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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托尼·朱特

所有信仰都包含着否定及肯定。忠实的信徒，当面对与其信仰的要求相矛盾的经验或者逻辑证据的时候，除了否定他或她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或者所想到的以外，没有别的合理的选择。至于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将取决于个体信奉的强度——以及他或她自己理解力的诉求。无论是对于共产主义或者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否定在这个意义上有两种形式。在一个简单一些的版本中，它意味着拒绝相信某些已成事实，某些机构的存在，以及某些人遭遇了痛苦或者死亡。对于那些选择与共产党人同进退，并毫无保留地与他们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而言，接受这个版本会容易些，因为否定的权威来自顶层。然而自主的知识分子，进步的和热爱共产主义的那些，不会指望将政党作为他们自身看法的权威来源，因而不得不自己建立一套否定机制。但根本上说，在其他方面，两者在过程上并无二致。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

那些对20世纪有着正确理解的人，无论是在预言中——比如卡夫卡——还是作为同时代的观察者，都必须有能力想象一个没有先例的世界。他们必须设想，这一前所未有且表面上荒谬绝伦的境况实际上是真实的，而不是如其他每一个人所认为的那样是荒诞不经的。能够这样来思考20世纪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极其困难的。出于同样的原因，很多人安慰自己说，大屠杀不可能发生，因为它毫无道理。它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对德国人来说是毫无道理的。既然他们想要赢得战争，那么纳粹显然可以利用犹太人，而非以巨大的代价来杀害他们。
将一种极其理性的道德和政治计算应用到人类行为当中，对成长于19世纪的人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在20世纪则根本不起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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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历史》卷二

街垒战对19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段里大屠杀的种种行迹和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它在城市空间里明显地使人们处在对立之中。在人们的想象中，在一部分人的想象中，它就是那种将某种自由和友爱的空间确定下来的边界，它创建了某种高尚的场所，而这种高尚的场所常常又会变成牺牲的地点。由种种对未来的诺言充斥于其中的街垒乃是一种短暂的建筑物，它很快便变成了一座坟墓，成为了一种时间之外的空间，似乎在这里举行过某种殡葬仪式；尔后它就成为那种会把烈士生平镌刻于骑上的想象性的墓碑，成为那种把史诗版的回忆保存下来的纪念性建筑物。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他们），街垒则象征着酒神节和纵情狂欢，它把野蛮行径集中在一起；它激起了人们自我毁灭的欲望。至于说到没有任何一个举丧的场所比这里更能使人看清这种紧张的气氛，那是因为这种紧张的气氛是在人们对可以预见但其不可避免性尚未显现之前的集体死亡的那种悲惨和惶恐的感受，和对这种真实情景的遗忘，或者若是愿意的话，和由那种受到诅咒的暴力以及那些已被英雄化的声誉而引起的日后偏重于对此事的想象之间所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