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陷入了一种奇妙的轻飘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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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无事可做，相反，可做的事情太多了。想要看的书，补的剧，需要写的稿子，都很多。但是写字的力气却像是被封印了起来一样毫无进展，虽然想好的大纲有好几个，但是在Word里面化为实体的速度却慢得要命。面对写作就好像刚刚度过热恋期反而产生了些许厌倦的恋人，暂时没有办法重燃爱火，甚至升起了“不若到此为止”的决绝的心。偏偏又知道心里是眷恋的，撒不开手去，所谓分手的话都是一时气言，早晚还要乖乖投回怀抱里写啊写。这两个相反的认知较起劲来，人反而停留在原处，一步不动地。
这夏日的假期最后的拖延啊。

然而天已经渐渐冷下去了，岑树原本碧绿的树冠从一点开始慢慢被上了金黄的树叶，早起出门的时候已经能感觉到切骨的寒意，温度大约只有不到10度了。Herr, es ist Zeit！在Labor Day的小长假所有人都急着抓住最后的尾巴出门旅行——再不去的话夏天又要过去，冬日紧紧地蹑在后面：要来了，要来了。

散步的时候总能看见黑色的松鼠，伶俐地窜上树枝去。野兔并不很怕人，走得近了，支棱起身子跑到街道对面的草坪上，但是看见许多次也猜不出兔子洞在哪里，显然没办法像爱丽丝一样梦游仙境。鹿仍是没有见过。前日晚上和F先生一起出门看极光，因为躲避地光的缘故开车出去许久，结果只欣赏了星光，还因为路上飘荡的雾气不安起来而急急返回了。反而到家之后看见北面天空升起萤绿的光，便在居民区的小道里一路迎着它走去，看足一刻才回去。

刚进大学尚还懵懂的时候，上过刘先生的一节课：一周两节课的中国古代史。中文系在我校号称四大养老院，据传老师均极和蔼，给分甚松，反而是刘先生这一位历史系外来的老师位列四大名捕，师兄师姐提起来，都说要小心注意认真听讲——当然，还有刘先生那句著名的口头禅：你们中文系的学生都没文化。

大约我是真的亲耳听到了这句著名论断的。然而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我还要翻一翻手边的旧文件来确定当初那门课叫什么，课程内容究竟讲了什么也忘得差不多了。唯一记得的是老三教的桌子：三角铁，硬邦邦的折叠椅，厚重的窗帘里有可能藏着蛾子，饮水机前面总在排队。中文系的先生们，上课时候从来不用PPT，拿一沓手写讲义，边上似乎还泛着些黄，一支粉笔，开讲。刘先生大概也是类似，虽然历史系推行PPT比我们要早得多，然而他来上课，拿一本书，洋洋洒洒两小时。那时候年少，和同学们坐在第一排，听课笔记回去在Word整理出来，大概现在还存在某块移动硬盘里面。

当然重要的从来不是年代事件人物。而是知道怎么站在后来者的角度上，去观看一段历史而不带过多的价值评价，又怎么去读历史，怎么样爱它。到后来觉得刘先生那句名言真的说得很对，其本意也并非真正批评，只是说学文要知史，不知道历史，文学很多是搞不清楚的。事实上是，现在看来很多都成为了常识的东西，在刚刚进入校门的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并不知道的——高中读完对于历史的认知就是农民起义和“走资本主义革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一类东西。所有对于中国历史的深入了解，乃至选修历史系双学位的决心，都是从刘先生的那一节中国古代史开始的。

然而后来就没再去听过刘先生的课了。去听民族史的时候罗先生还特别夸赞了刘先生的研究，听得心里暗暗激动，想果然是很好的老师。但是确实研究的领域和我兴趣相差太远，后来研究生选了民俗相关，不仅没有再听过刘先生的课，连相关著作也没有买过。即使后来离学术道路越行越远，偶尔想起当头棒喝“中文系学生没文化”的刘先生，也不由得升起羞惭之心，赶紧打开手边的书本。

今天看到罗先生一篇悼念文字，提到他去医院看刘先生的时候，刘先生说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既然能够自由地读书，无论生死，都还是幸运的。”看到最终，似乎心里堵上许多话，又什么也说不出来。

是的，如卡夫卡所说那般：一切障碍都能把我们摧毁。同时，人若没有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牢不可破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

断断续续其实也算参了不少合本。Fate比较多，全职这边更多属于朋友凑起来印个本，感觉和常规意义上的合本也不是一回事情。这些本子里面大概很少有完全没给过稿费的，只给了样刊的好像是切嗣夫妇本——后来拿到手发现内页居然是全铜版纸，严重怀疑主催大概亏本了……拖延症作祟的缘故，完全没拖过稿的甚少，从一两天的到在宽容下拖了小半个月的（大概）……现在想起来，比起稿费的问题，更值得在意的是自己有没有写好，是不是能够让读到那个本子的人看到那一篇的时候想：啊，还可以，或者有点趣味。

其实Fate这边的合本文我个人都蛮喜欢。大概是都是喜欢的角色和CP吧，言切参过好几次，切嗣夫妇，弓凛，士言。本质上，只要有卫宫家就会很满足。不过也遇到过苦手的情况：写完了之后嘤嘤嘤地发誓下次再也不写这个CP，太难写太难写。但是大概是Fate比较适合写短篇吧，写合本文不太算苦差事。

全职这边就不一样了，不太容易写得上手短篇。对我而言日常向的萌点往往是细水流深，不像Fate同人那样往往可以一个点用力突进去，一瞬间的花火、感触截取下来就好；全职这边，性格和冲突都没有那么激烈，短的篇幅对我而言就是铺张不开。但是太长经常又力所未逮，最后就变成和朋友们一起凑凑出合本了——这种总觉得与其叫合志不如叫秀恩爱。CP也喜欢，一起出本的朋友也喜欢。做起来纯为开心。



当然，写个同人，最主要就是文责自负：达到自己心目中印出来不丢脸的标准，对原作的精神没有恶意扭曲，人物形象没有恶意跑偏。最负责任的做法就是自己印自己卖，串胡同卖冰棍儿的小贩一样自负盈亏，好不好交由读者评价就好。当然在那文责自负之上，还要想想文字能写到什么地方去。

当然同人小说不是完整的小说。它必定有一个两个人爱情的主线，一个HE/BE但亦某种意义上注定的结局。这个比起小说的那种多样性还是逊色的。用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行不行？往高大上的方向OOC，行不行？加进个人的恶趣味，行不行？这些问题多少都是个程度问题，并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

毕竟，没什么事情比写字更自由了。没什么事情比这更快乐了。

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不是很相信言语能够传达到，事情能够讲清楚，或者说有限的言语能够传达意义。到底是没有耐心了呢，还是失去信心了呢，还是这只是某种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退行。



执着得久了，像是中二。热血也像是。历来不喜欢超过限度的话，大部分时候克制着不去发表意见，不过大概在某个时刻也说过刻薄话了。之前总是很固执的，觉得还是有什么是对的，是值得一说的。现在也觉得还是沉默下去好一点。



我仍然对善意心存感激。然而我已经不知道那些想要传达的东西还在哪里，或者，自己是否还有想要传达的东西。之前很喜欢一个比喻：每个人都于夜晚独自提灯而行，偶尔望见别人的光，心中升起温暖。现在我也依然这样相信，不免某些时候，又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太过骄傲。



——大概是现下天气太冷，阳光太少，夜晚来得太快的错吧。

事件的结局，我们本能地都已经知道。

事情过去太久，是非曲折似乎难以再用法理简单切割，虚伪的亲情延续时间长了也可以成为亲情，绑架得太久仿佛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情结，更何况在可以周旋的范畴之内不见退路。旁观者的善意和愤怒不能构筑一道足以跨越二十年的善意之桥，因此最后也只能有一张纸条。那些乡愿和乡贤们，在遥远的围观尺度下只是不具体的名词因而可以被轻易地树立为谴责的榜样，实际上对他们的追责困难犹如追责二战中的德国民众：他们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只是，有一天犹太人离开了。

最后我们只是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细节从同理心中产生出来，然后是愤怒、厌恶，或者争辩。事实上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一个受害者的妥协所能简单化解的问题——即使受害者可以选择谅解，真正的加害者（时过境迁？人数过多？）却未被审判。可能的正义已经在法律的追诉时限之中消弭，余下的只有暧昧不明的舆论（被控制的），和一个遥远的女人长期寂静无声的生活。余下的所有言说，都注定将时过境迁，注定成为遥远的、不体谅的、无序的乌合之众的混沌之声。言说，虚掷的言说，这唯一可能产生的东西，甚至不可能像《呐喊》的序言中那样，存有要不要叫醒铁屋子中的人的疑虑：那时候启蒙主义还被模糊地相信着。而现在我们则面对着庞大的卡夫卡的城堡：无法接近，无法到达，无法拆解。是的，不应该再给受害者的生活带来负担，不能破坏岌岌可危的、被监视的平衡，尽量不要打扰她最后的一点安乐之地——看，一切已经好转，二十年前的事情已是陈年旧事，伤口已经愈合，和平已经建立，彩虹已经重新出现在地上。

然而还有许多贫穷和愚昧的村子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没有一个粉饰太平的机会，而我们也不知道那残忍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在贫穷里人是可以像货物一样买卖的，在愚昧面前法律可能是无力的。而恐惧是切实的：这样的命运几乎像疾病一样不拣选对象。

这一切可以归罪于贫穷和如影随形的愚昧。可以说我们对这一切只做出了有限但远远不够的努力。但并不能够将一个受害者的善意，将一起遥远的未被审判也不会被审判却切实发生过的罪行，歌颂为好的和伟大的生活。

所以至少说这几句话吧。即使并不能给新闻中的那个人的生活再带去什么。即使都是无用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