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不是很相信言语能够传达到，事情能够讲清楚，或者说有限的言语能够传达意义。到底是没有耐心了呢，还是失去信心了呢，还是这只是某种随着年龄增长而来的退行。



执着得久了，像是中二。热血也像是。历来不喜欢超过限度的话，大部分时候克制着不去发表意见，不过大概在某个时刻也说过刻薄话了。之前总是很固执的，觉得还是有什么是对的，是值得一说的。现在也觉得还是沉默下去好一点。



我仍然对善意心存感激。然而我已经不知道那些想要传达的东西还在哪里，或者，自己是否还有想要传达的东西。之前很喜欢一个比喻：每个人都于夜晚独自提灯而行，偶尔望见别人的光，心中升起温暖。现在我也依然这样相信，不免某些时候，又觉得这种想法，也是太过骄傲。



——大概是现下天气太冷，阳光太少，夜晚来得太快的错吧。

事件的结局，我们本能地都已经知道。

事情过去太久，是非曲折似乎难以再用法理简单切割，虚伪的亲情延续时间长了也可以成为亲情，绑架得太久仿佛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情结，更何况在可以周旋的范畴之内不见退路。旁观者的善意和愤怒不能构筑一道足以跨越二十年的善意之桥，因此最后也只能有一张纸条。那些乡愿和乡贤们，在遥远的围观尺度下只是不具体的名词因而可以被轻易地树立为谴责的榜样，实际上对他们的追责困难犹如追责二战中的德国民众：他们不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只是，有一天犹太人离开了。

最后我们只是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细节从同理心中产生出来，然后是愤怒、厌恶，或者争辩。事实上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一个受害者的妥协所能简单化解的问题——即使受害者可以选择谅解，真正的加害者（时过境迁？人数过多？）却未被审判。可能的正义已经在法律的追诉时限之中消弭，余下的只有暧昧不明的舆论（被控制的），和一个遥远的女人长期寂静无声的生活。余下的所有言说，都注定将时过境迁，注定成为遥远的、不体谅的、无序的乌合之众的混沌之声。言说，虚掷的言说，这唯一可能产生的东西，甚至不可能像《呐喊》的序言中那样，存有要不要叫醒铁屋子中的人的疑虑：那时候启蒙主义还被模糊地相信着。而现在我们则面对着庞大的卡夫卡的城堡：无法接近，无法到达，无法拆解。是的，不应该再给受害者的生活带来负担，不能破坏岌岌可危的、被监视的平衡，尽量不要打扰她最后的一点安乐之地——看，一切已经好转，二十年前的事情已是陈年旧事，伤口已经愈合，和平已经建立，彩虹已经重新出现在地上。

然而还有许多贫穷和愚昧的村子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甚至没有一个粉饰太平的机会，而我们也不知道那残忍的事情发生过多少次：在贫穷里人是可以像货物一样买卖的，在愚昧面前法律可能是无力的。而恐惧是切实的：这样的命运几乎像疾病一样不拣选对象。

这一切可以归罪于贫穷和如影随形的愚昧。可以说我们对这一切只做出了有限但远远不够的努力。但并不能够将一个受害者的善意，将一起遥远的未被审判也不会被审判却切实发生过的罪行，歌颂为好的和伟大的生活。

所以至少说这几句话吧。即使并不能给新闻中的那个人的生活再带去什么。即使都是无用之物。

换了手机。

大概用一种类型的手机用久了确实会养成习惯，而且比起重新折腾系统还不如继续老系统。可惜这多少也算不思进取——真正的geek应该有能够于各种系统玩耍的乐趣和雄心，我则只玩玩app就满足了。不过，最近也渐渐地对电子产品没那么热衷了。比起kindle最近开始热衷于在图书馆借大部头的纸书，即使带起来很沉也喜欢，而且也更能读下去了。

图书馆拯救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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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社区语言教师的方法论课程。教课的老师是教育学院的教授，这边二代希腊移民，同时是希腊语社区学校的校长。非常的有Passion。提到社区学校，说：我希望我的孙女能够用希腊语叫我奶奶，而不是英语。但是你怎么能够让语言一代一代传下去呢？你怎么能够让现在的孩子们长大之后愿意将他们的孩子也送来语言学校呢？你必须让他们有兴趣。

通过语言所保留下来的东西是奇妙的。每次上完这节课都会思考很多，从教育方法到自己的实践。尤其是语言还和其他学科不同——我个人就属于那种在学习外语上有障碍的人。我自己的经验如何转变为他人的经验。我所得到的东西如何给你。

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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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入了Annick Goutal的Un Matin d'Orage。跑去查了一下，是用来形容暴雨后数小时的栀子花的。味道甜，但是不腻，没有脂粉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点点像去南方玩的时候买的晚香玉花苞，可以包在手帕里。又或者，是香水名字里的风暴让我对它有了一种奇妙的印象，就仿佛这气味里面是含着水汽的。

我买香水的口味很奇怪。太甜或者太淡似乎都不行。最早一款觉得好闻的香水是kenzo的真水之香，算是街香。后来买的都是杂七杂八的，基本没一个耳熟能详的大牌，最近试了很多Jo Malone，喜欢的也不多。唯一特别钟情的只有Annick Goutal家。大概也是和第一次的相遇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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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颈椎犯了，右手发麻，不敢打字。跟朋友说每次一犯这个病就开始思考人生，觉得是不是就此封笔对健康比较有益——毕竟长期久坐伏案也是病因。感叹半天人生，有朋友给了一句忠言：你大概不可能停笔。

……感觉膝盖上插满了箭。

事实上当天晚上就开着语音软件码字去也。



可惜语音软件还是不够好。它的问题不完全是识别。或者说，比识别更大的问题是断句。修改的时候第一遍总是不经心，最后反过头来一看……这语感无法直视。

所以还是老实打字。干脆开个十五分钟的番茄钟好了，打一会儿字起来活动，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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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墙进展：以一种很少见的速度和热情掉进了金光布袋戏的坑。戳到我的点很多，而且剧情本身相当好，编剧真是以自己的天才阐释了如何将千年老梗用得好这个问题。比如史艳文和藏镜人的身世，充满了各种演义小说即视感，看起来又不觉突兀。其实觉得布袋戏的整体安排，本来比起一般的影视剧而言就更像美漫，多线并进和旁逸斜出的人物，以及永远不可能平息的江湖战火。偏偏补剧还是伤心：即使知道这是编剧的安排（戏剧冲突的需要），还是真心去为剧中人伤心。

所以昨天想，如果要去写/看他们的同人的话，真的就宁可傻白甜一点，哪怕OOC。因为剧里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好了跌宕起伏走向或壮烈或无奈的悲剧终场，那么作为观众的这种无可寄托的惋惜，可能就只有试图在另一个时空和另一种可能下让他们得到幸福这一种途径了。

我在想我为什么非常迷恋于用Lofter写日记/日志，尽管Day one的体验也相当好。或许可能从根本上，我意识到写日记还是一种交流的行为。这种交流可能是针对别人的，也可能是针对自己的，但根本上是“交流”。语言的存在就是为了要“说”，为了交换意见，为了将这一刻凝固下来并传递到彼处。只要去使用文字的那一刻，其本质就已经是在对一个不定的对象“讲述”了。真正的monologue是不存在的。为自己写的同时不可能不预设被别人看。语言是有姿态的，它的根本就是交流。在网络时代之前，人们通过报刊和书籍交流书面文字，也就是识字的人用文字将想法传递给同样的识字群的过程。于是问题可能成为使用拉丁语还是德语（马丁·路德），使用文言还是白话（新文化运动），而书面语的变动会在某种意义上更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当跨越语言的壁垒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很多东西发生轻微的位移，比如颜色：中国的颜色、日本的颜色、英文和法文的颜色，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中文的月白是英文的什么颜色呢？法文里的mimosa jeune是什么黄？语言形塑了我们又时时被我们所形塑。它的逻辑结构和感性肌理多少影响着我们，即使每个人运用语言的方式都如此不同。如果从语言的原始退后几步，站在文学史的角度去观察，许多的文字又结合成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这种从后视者角度的观察和总结，正是读文学史时候最令人感到兴味的地方。


——不过这么说起来，最近又太久没有读书了。写东西的时候看书就少，看书多的时候就不想提笔，这似乎也是一种必然的平衡。最近开始读那本开了头就搁置许久的《肉体与石头》，里面讲到西方古代建筑-城市-人的多重关系。最有意思的一则是，古罗马在设计城市的时候一定先要确立一个中心点，”在这个点之下，城市连结着地下的神祇；在此之上，则于天上的神祇连结——众神控制着人类的事务。设计师在中心点的邻近地区的地下挖了一个洞，这个洞叫做‘世界’（mundus）,是‘一个……室，或上下两个室，上下……用来供奉地壳下的冥府之神。’ 它完全就是个地狱的入口。在建城时，开垦者会将水果或其他的供品从家中带往‘世界’，举行供奉‘冥府诸神’的仪式。然后，他们会将‘世界’覆盖起来，上面放一块方形石头，并且点起火焰。这时，这座城市就‘诞生’了。”这种对往昔的描述几乎是令人心醉的。每个城市都必须求得神明关照，从古罗马的祭祀到后来几乎矗立于基督教国家每个城市中心的教堂；或者在中国的语境中，城市会由专门的神明照料（城隍和土地）……有空继续读完这本。另一本齐头并进的则是卢梭的《新爱洛依丝》。这本书真不愧是当年的畅销书啊，如此的sentimental，偏偏讲的并不是法国人，而是瑞士人……看到里面提到瑞士的chalet和种种地方，很是怀念。

对于阴天有一种特别的爱好。若从阴天推而广之，便是下雨下雪，总觉得那一瞬间声色都会变得更丰富，自然的气味也更为丰沛一般。曾经在中学时候站在家里阳台上，从头到尾看一场雷雨的来临：一开始是风，将树叶灰绿色的背面都刮得翻过来，无数的云盖满了天空。要等上好一会儿，才有雷远远的来，慢慢滚进，直到雨三两点、疏疏然再至密匝匝地落下来，就离开阳台去做功课了。北京夏日雷雨极暴戾，打在窗上总叫人以为下了冰雹，落在水洼里能砸出硬币大小涟漪。我最喜欢的雨是秋天的雨，最好下一天直到晚上，淋淋漓漓，然后就可以数着“一场秋雨一场寒”，期待夏日的炎热快快过去。再怎么说，北京的大部分时间是干燥的，太阳总是在并不鲜明的天空中浮着，或者是有大风。在这种季候下成长起来，便会反而珍爱稀少的雨雪天气——湿度既高，体感温度也就低些，往往心就更容易定下来。

于是这偏好就一直延续下去。后来旅居欧洲山城，彼处临湖，十天里倒恨不得有八天是阴的。早晨起来去学校的时候，天空有时候如印象派的画作一般，为或 疏或密的云片所铺满。阴天的时候多了，下雨自然也多，却没有人习惯带伞——除非是下上一两日的大雨。于是也很快入乡随俗，下雨时候也并不担忧，顶多拉上兜帽而已。读语言的大学倒也在寸土寸金湖边划下一大片地盘，校园中有道小河，若赶上大雨，水能涨起许多来。我坐在图书馆窗前，看着大雨如织，湿气渗进屋中，几只湖鸥往来徘徊，心里也就仿佛没有止境地安静下去——虽然并没有因此多看几页书。在那样阴天的时候回去，似乎心里也可以浮起许多语句来。当然阴寒的时候长了人也难过，记得临走那一年冬季迟迟不去，到了五月份还裹着厚围巾，几个朋友之间纷纷抱怨没法过了。偏偏，即使有此教训，还是不可避免地喜欢阴天，仿佛在并不分明的调子下，世界可以缩小到只有桌上的灯和我，而文字反而可以变得无限丰富和辽远。